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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，我想和你做朋友。
十一二岁时，有一次爸爸带着我和叔叔吃饭。叔叔因为聊教育孩子的事激怒了爸爸，爸爸一下子揪着我领子就开车一路狂奔回家。我当时很害怕，一路在哭，下车的时候我鼓起勇气，对他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和你做朋友。”
爸爸说：“小孩和大人做朋友？你太小了，不懂，你长大了就知道了，小孩和大人没法做朋友。”
完整故事：
我生于1983年，但我不是独生子女。我的妹妹比我小五岁，弟弟比我小十岁。用我爸爸半开玩笑的话说，我家是真正有规律的“计划生育”。
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在城市里显得如此不同。我爸妈也因此而付出了在当时看来相当惨重的代价，他们双双被迫退出公职，从此独自闯荡天涯。
三十岁那年我出嫁了。爸爸在我的婚礼上压轴上台发表了一番感言，让我终生难忘。因为我和我先生都喜欢简朴温馨的婚礼，就没有安排什么花哨的环节。婚礼进行中我就感到我那个要强的爸爸可能感觉不够“过瘾”要再加点节目，果然，他自己上台了。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细数了我成长中的各种“功绩”， 包括小学的时候是“三道杠”、中考第几名、高考多少分、之后去英国留学学校的专业排名、后来在工作中有什么业绩之类。我在旁边抓着我先生的手，全身直冒冷汗，尴尬不已。我小声嘀咕着，怎么办呀。我先生说：“让他说吧，你应该理解他。他需要这样的‘荣耀’。你自己淡定就好。”
爸爸在我婚礼上的致辞像是一个隐喻，是我们之间关系的缩影。那个致辞不早不晚，就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公开上演，我想也是注定的。也许在旁人看来，这只不过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骄傲和留恋，中国的这一代老人哪一个不这样呢？但每个个体承载的历史，并不比集体、国家的历史要微小。在婚礼的那个时刻，我三十年的生活再次在脑中瞬间上演，我眼前漆黑一片，在时光隧道里泪如泉涌。我再次回到了童年，那个神秘莫测的地方。我发现，我已经几乎没有能力再去触碰它，一切已经变得太遥远。而我出生后的生活，裂变得过于迅速了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站在了婚礼的舞台上。我怔了一下，睁开眼睛，发现先生紧紧攥着我的手，而台上的父亲已经老了。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爸爸其实是无可比拟的英雄。妈妈温柔似水，为三个孩子几乎奉献了她的一生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们家就从未停止过大的改变。而大事的决策，都是爸爸做出的。从生养更多孩子到下海经商，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去农村隐居，到为了让我们上更好的学校举家搬往更宜居的城市，可以说爸爸是个相当有魄力的人。他的很多经历就像电影《大鱼》那样，充满了传奇。尽管他也像无数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样，经历了残酷的成长，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但他的确是我的父亲，我童年时代唯一的英雄。后来这个形象在我心中轰然倒塌的时候，我意识到我的童年彻底结束了。
我爸从小在北方的农村长大，调皮捣蛋常常惹事。我奶奶当年是革命积极分子，嫁给了出身贫农的爷爷，我爸兄弟姐妹三个的童年，物质条件是极度匮乏的。爸爸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放学后偷偷去拉人力底盘车，攒下几分几毛钱给自己买几支烟过瘾。爸爸高中毕业后，由于众人皆知的原因没能参加高考，应征入伍当了汽车兵。
我出生的时候，爸爸已经在城里的文化馆工作，妈妈在食品厂做会计。看爸爸那时候的照片，意气风发的样子，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。我五岁那年，妹妹出生了，爸妈被开除了公职，我们举家搬到了乡下。爸妈在乡下开了一个养猪厂，我上了乡下的育红班（即学前班），认识了很多农村的小伙伴。为了养家糊口，爸爸夜以继日地工作，不是在猪圈里给母猪接生，就是在外面卖猪。他还买了一辆小货车，用来给城里的饭店送一些副食品。我变成了野孩子，跟着村里的哥哥们上墙爬屋，摘槐花，抓蝌蚪，捡豆虫，放羊，天天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常常有老鼠爬过枕边，还有壁虎会掉到身上，以及在我入睡时永远缺席的爸爸。有时候我夜里半梦半醒中醒来，妈妈会说，看啊，爸爸回来了。一个大脑袋于是凑到了我跟前，他笑笑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想爸爸想得哭了还是笑了，愣愣地望着他就又睡着了。就这样我们在乡下度过了两年，那是我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两年，是我童年里的一抹亮光。
回到城市的时候我已经七岁。爸爸集结了一帮厉害的工程师，开起了一家生产摩托车配件的工厂。至今我都觉得神奇，以我爸爸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，是怎么做到这些的。我经常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他，他天天睡在车间，拼命地工作。这个工厂为我们全家打下了物质的基础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全家好像从来没有为钱的事发过愁，至少爸妈是这么让我们觉得的。
可能由于爸爸从小吃过太多的苦，他一边疼爱孩子们，一边又希望我们如他那般刚强有力。但他的方式是霸道而生硬的，这样的霸道一直持续到我们成家立业生娃。记得小时候爸爸从来不让我留长发，他的理由非常直接，并且不容质疑：头发长，见识短。他要求我必须保持“利索而精神的短发”。在我年龄尚小时，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美感，可能对于爸爸的要求觉得无所谓。记得后来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个周末爸爸忽然觉得我的头发太长了，于是二话没说把我拎到理发馆，让师傅给理了一个男式短发。全程我是沉默的，因为我把爸爸的命令当做纪律。爸爸是神，听他的没错。后来回想起那时候的滋味，才知道自己是喜欢长发的，但我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我甚至觉得学校里嘲笑我头发短的男生是傻瓜。
爸爸也希望我们的成长是朝着他的希望发展的，因为那样稳妥，如果可以当医生做律师，那么就不必再去受他所经受过的那些苦。我从小喜欢看书，各种各样的书都看。小学快毕业的时候，我有一阵如饥似渴地看三毛的散文。有一天爸爸发现了，很严厉地呵斥我说：“她是一个神经病，不准看她的书！”我当场委屈地哇哇大哭，第二天高烧了一场，几天都没有去上学。妈妈知道了这件事的起因，几天后给了我买了一整套三毛文集。还有一次是上了初中之后，爸爸发现我在看川端康成，这次他没有呵斥我，但很郑重地告诉我，川端康成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，你的人生跟他没有关系，你最好不要看这样的书。后来在长大后的日本旅行中，我特意去了一趟伊豆。在海边我想起了中学时那本《伊豆的舞女》的封面的样子，也想起了爸爸的那番教导。我们从小和父母之间很少有关于美感和内心隐秘角落的讨论，我们的脆弱、我们的无助，我们敏感而幼小的内心所感受到的悲伤和美，都无从谈起。我习惯了在爸爸面前戴上面具做一个特别正常的小孩。可是小时候是不能分辨这些的。一年又一年，我按照爸爸的训导去学习去生活。他是我的英雄，他在我心中高大无比，任何事情他都有一个答案。
渐渐地，那个面具就越来越硬了，直到我十八岁独自一人去英国留学，才明白我已经无可救药地和那个面具融为了一体。可以说在这方面我是相当晚熟的。十九岁，我经历了一场当时刻骨铭心的失恋。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，说起最近的生活我忍不住哭起来。爸爸接过电话，用我熟悉无比的口吻说：“你如果是这种状态，会成为一个败家子。” 他的英雄形象在我心里忽然瞬间坍塌了。原来外面的世界真的不是他所形容的那个样子。而他爱我的方式刺痛了我，我不是他的战士，只是他的一个女儿而已。从那一年开始，我性格中叛逆的那些因子，像井喷一样爆发了。如果说以前是被动服从，现在我开始了与爸爸无止尽的对抗。我像是一头被压抑了太久的猛兽，不断地挑衅他。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都异常痛苦。这样的对抗，直到去年我生下自己的孩子才渐渐缓和下来。
其实我从未怀疑过爸爸对我们的爱。从去英国留学开始，我就一直在探究为何爸爸会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我们，直到今天，仍会有更深的感触和理解生发出来。我的妹妹和弟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严厉训导。妹妹作为家中老二，被无止尽地要求向我这个优等生看齐。“学学你姐姐的严谨和认真，学学你姐姐热爱学习，”爸爸常常对妹妹说。而爸爸说的那个“严谨而认真”的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我。幸亏妹妹天性比我要顽皮，所以她并没有在乎许多，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。但后来她在恋爱的过程里，一再被我爸爸打压和指导，直到后来被迫与一个局长的儿子约会、被催婚，才落荒而逃。弟弟反而成为家里最听话的那个，一路当优等生考上美国的常青藤大学，毕业后又接受了爸爸为他安排的工作。为此我曾和爸爸大吵一架，问他为何不让弟弟试着自己做选择，为什么要始终让他生活在自己的安全视线范围以内。那一次，爸爸稍稍地妥协了，答应我不再过多干预弟弟的生活。不过到了来年，他仍旧习惯性地要求弟弟假期必须回老家。“团聚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，”爸爸说。说起来，弟弟算是“90后”，因为我和他相差整整十岁，所以我们之间真正的交流非常有限，我根本不了解他的内心，也不知道他成长中有哪些秘密花园。
从小我以封闭内心的方式和爸爸做对抗，不过这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。直到过了三十岁我才渐渐明白，正因为我从童年就自动不再与爸爸交流，所以我也失去了了解他的机会。尤其是青春期我与他开始对抗，他心里痛苦的程度一定不比我的低。而我们早已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。我们习惯了尽量让日常生活看起来稳妥而祥和，习惯了记录那些与我们真正的成长无关的成绩。我们把爱压抑在心底，独自走了太久太久。
也是后来我才渐渐了解，爸妈这一代人身上有太沉重的烙印，烙在他们贫瘠的童年上，烙在他们被毁灭的青春里。直到他们的儿女呱呱落地，他们又不得不在下一代身上寻求希望，借以弥补成长的伤痛和匮乏。幸运而又不幸的是，这一切都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忙碌，化为他们或大或小的决定，而早已不再以追问命运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生命里。 我不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是解脱还是悲剧，作为女儿，我只能试图以最大的慈悲去理解他们。
童年已远了，回想小时候，我竟突然宁愿爸爸在我心中的那个神一般的形象从未倒塌。这样我就能回到童年吗？去年我自己的儿子出生了，儿子把我心底最汹涌的情感重又带了回来。在他每一次的哭声中，我的确又真真切切地回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我该如何保护他的小宇宙？我有能力做到吗？想想他的未来，我心里充满了忐忑。
我已经来不及想太多，现实已经让我必须打起足够的精神。抬头看看窗外的雾霾，回头再看看床上熟睡的孩子，未知的惶恐在静默的空气中蔓延开来。我曾经跟先生说，我好像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找到自己就匆匆忙忙有了孩子。我的创造力在哪里？如果我焦头烂额地应对生活，我的孩子会怎样成长？我想让他拥有自由自在的人生，但这样的简单设想未免过于肤浅，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啊，他要沿着他自己的路一个人走上好久好久啊。
一位信佛的台湾女友跟我说，父母啊，丈夫啊，孩子啊，都是上辈子欠下的情债。缘分一场，慢慢还。尽管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人，但是女友说这句话的那一刻，我莫名地湿了眼眶。如今每隔那么两三个星期，爸妈都要坐上高铁，从我小时候生长的那个北方小城来到北京看望我们。爸妈六十多岁了，依然没有退休。他们还在辛苦经营着当年那个神奇地发展起来的工厂。最近几次来北京，爸爸总感慨我们家乡的空气也不行了：“冬天也没有像样的雪了。你们小的时候啊，那鹅毛大雪啊，（如今）再也没有啦。”他说他再坚持把工厂干上几年就退休，说他的钱都攒着呢，都给我们的下一代做教育基金。儿子在一旁咯咯笑着，就像他听懂了大人们的交谈一样。